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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太祖的中央集权非常成功，把地方权力彻底收了，还得到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认同，但问题是，这套中央集权在内部维稳上贡献突出，在国防承压时运转就不是那么灵了。公元1004年，距离北宋立国还不到半个世纪，北宋中央承受了第一次外部严峻挑战，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下，一路打到澶州，从地图来看，距离东京不到300里。幸运的是，当时中央主战派占据上风，强势宰相寇准一锤定音，架着皇帝亲临前线督师，双方以“檀渊之盟”的和谈体面收场。120年后，金人复制了当年辽国南下故事，只是这次，北宋中央主战派与主和派吵得不可开交，最终，主和派占据上风，撤去东京防卫，山河一时破碎。时隔百年，北宋王朝在同一个坑里栽倒，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，辽国也好，金国也罢，为何外族一旦突破边境线，便能长驱直入，打到北宋核心区？按照官方宣传来说，自然是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国，导致北宋北部国防无险可守，但这种说法很有问题，南宋连黄河都丢了，不照样能够抵得住蒙古大军的冲击。与其过分夸大燕云十六州丧失后带来的地缘缺陷，倒不如直面北宋极致集权带来的深层弊病。其实，真不能怪地方官员没心没肺，不愿保卫中央，说到底，还是宋太祖把事做得太绝，把地方一切权力都收了，要兵没兵，要钱没钱，拿什么去和金军拼命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几十年后，南宋大儒朱熹就说得通透：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，遂尽夺藩镇之权。兵也收了，财也收了，赏罚刑政一切收了，州郡遂日就困弱。彼时，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症结所在。稍夺其权的代价是优待读书人，扩编体制，造成“冗官”。制其钱谷的代价是中央财政走强，承担养官养兵的重任，开支节节攀升，造成“冗费”。收其精兵的代价是中央军加速扩编，造成“冗兵”。三冗问题始终是悬在北宋中央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国家收入是多，但也禁不住大手大脚的花，所以北宋财政一直吃紧。本来，北宋的极致集权有过两次修正机会，宋仁宗时代的范仲淹尝试过，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也尝试过。然而，当二人想要解决极致集权所带来的时代问题时，撞上的却是势如铁桶的官僚集团，以及太祖成法布下的天罗地网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不甚猛烈，并未对体制产生多大冲击，王安石上台后，这位拗相公一番施为下来，不断提拔新人打击保守派，改革谈不上多成功，却让北宋中央产生了不可调和的裂隙。太平时期，党争并不可怕，但到了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的边际，就会产生致命缺陷，于是，当金军南下，北宋中央一会主和，一会主战，就是没个主心骨。靖康之变意味着宋太祖的极致集权模式彻底失效，在强大的国防压力面前，南宋只能在中央采取另一种模式的集权，在地方上则选择适当分权。与北宋把中央大权切割得七零八落不同，搞一群宰相相互制衡，皇帝就算啥也不会，也能高高在上，南宋不然，从宋高宗开始，历代皇帝都把国家大权交给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南宋一代，权相层出不穷，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一个比一个威风，不管这些人能力人品如何，至少保证对外只有一个声音。和与战，总得走一条路。权力与责任往往是匹配的，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，北宋可以法不责众，但南宋却能精准问责。和的话，意味着给皇帝背锅，比如说秦桧，给皇帝做白手套，最后挡在前面，背了千古骂名。战的话，在宋金国力相对均衡的情势下，无疑是场豪赌，比如说韩侂胄，战败后堂堂宰相的人头竟然被献给金国。在地方上适当分权，南宋的地方军力远比北宋强大，在四川与荆襄战场表现尤为突出，这与南宋的充分授权离不开关系。事实上，从宋太祖开始，中国真正进入一个官僚集团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，安史之乱的制度土壤不再复现，两宋之后，元明清三朝迭代，中央集权衰而复振，亡而旋兴，中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南北朝、五代十国的大间隔期。尤其明清两朝，走出一条超稳定社会结构之路，寿命都奔着200年往上走。至此，内忧不再是大一统王朝的关注重点，一次比一次强大的外患升级为最优事项，北宋中央被女真斩首只是开始，再往后，蒙古铁骑踏尽南宋三吴都会，女真把大明折腾到山穷水尽，欧美列强把大清搞得民困财竭，都是这一症结的反复演绎。或许，最大的教训便是统治者们学精了，在核心区遭受巨大威胁的时候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
